小伙被人顶替上中专索赔183万 顶替者:你爸3000卖我的

2005年，23岁的陕西小伙杨登科大专毕业了。他兴高采烈地带着档案去人事局报道，期望能分到梦寐以求的好工作。

不料，工作人员一席话，给了这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当头一棒。

工作人员说:“我们不能接收你的档案，你的档案中缺初中学籍，而且杨登科已经参加工作了，我们也不能安排工作。”

听完此言，杨登科惊呆了。自己才是真正的“杨登科”，那个参加工作的“杨登科”又是谁？

满怀疑惑的他，强烈要求工作人员打开另一位“杨登科”的档案。

这一看，杨登科如五雷轰顶，里面的照片、姓名、户籍信息居然都是他的，而这个拿着自己档案假“杨登科”早就参加了工作。

这时，他才意识到，自己被人顶替了！

他终于回忆起，2002年他上大专去派出所转户口，户警为啥说他是假的杨登科了。

2002年，杨登科高中毕业了。

他收到了杨凌大专的录取通知书，去乡里办理户口迁移手续，户警却说:“你的户口早就转走了。户籍档案上显示：杨登科的户口已经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。早在1999年8月就迁走了！”

杨登科很不解地说：“我一直在上学，没有离开过当地，我都考上大学了，麻烦你看咋办呀？

户警看他不像说谎，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，只好让他回村开证明，为他重新办理了新的身份证，后四位号码由原来的0434改为0436，杨登科才得以顺利上学。

当时的杨登科并不知道，由于自己的懵懂无知，为以后的人生种下了一颗毒瘤。

三年的大专生活，来去匆匆，杨登科很快就会为自己的不查不究买单。

2005年，大专毕业的杨登科去人事局报道，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:“杨登科已经参加工作了，你是假的杨登科。

情急之下，杨登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：

2002年大专暑假的一天，他在街上遇到一位初中老师，老师跟他说:“听说你在铁边乡政府工作，我就去镇上找你，发现那个人不是你，你可能被冒名顶替了。”

他感觉很好笑，对老师说：“借你吉言，如果我能去，可太好了。可惜只是重名而已。”

老师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感觉他不相信，只好走了。

现在的他忽然明白了，老师的怀疑是正确的，自己肯定是被人顶替了。

1999年，杨登科还在上初中。那个年代，初中毕业后如果能考上中专就能直接分配工作了。出身农村的杨登科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中专，尽快参加工作，这样就可以给家里减轻负担。

当时杨登科的成绩比较优秀，他相信自己肯定能考上中专。在填报志愿时，杨登科信心满满地填写了延安市农业学校。

分数出来了，可录取通知书迟迟未到，他当时年纪小，父母也不懂，不知道去教育局查询录取情况。

杨登科以为自己没有考上中专，只好去读了一所普通高中。

而现在看来，自己当时已经考上延安市农业学校，只是被别人“冒名顶替”了。

杨登科没办法，以前的事都错过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冒名顶替的人，要回自己的初中档案，先安排了工作了再说。

经过多方打听，他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冒名顶替者——假的杨登科，现在改名“黄登科”。

黄登科家离杨登科家不远，只有8公里。此时的黄登科已是铁边乡政府的工作人员，端上铁饭碗，跳出农门了。

他找到黄登科，央求道:“只要你现在交还我的初中档案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”

但是黄登科根本不为所动，态度还很嚣张，他辩解道:“我的档案是花3000元买来的，你现在反悔了，那不行，你愿上哪告都行。”

听了黄登科的话，杨登科很纳闷，他涨红着脸问道：“你血口喷人，我从来没有卖过我的档案。”

黄登科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回家问你爹吧。”

杨登科迫不及待地回家，询问起父亲，父亲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清楚到底是谁栽赃陷害。

杨登科急了，他的初中档案缺失，县里的招工没有他的份，眼见当时的同学一个个都跳出农门，安排进了好单位，杨登科越想越气。

他多次给相关部门写信，寻求解决方案，可每次，信件都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

杨登科的事就这样悬而未决，为了自己的工作，他多次上访，甚至去过北京，可每次都无功而返，甚至欠下了巨额外债。

多次上诉无果后，等待杨登科的是无比心碎的现实。

2016年，杨登科父亲患胃癌去世。临死前，杨父拉着杨登科的手，恋恋不舍地看着这个心力交瘁的孩子，心疼地说:“不要告了，没用的，人家有钱有势，咱斗不过人家，还要小心他给你泼脏水啊。”

妻子也劝他:“别告了，咱好好过日子，一切从头开始吧。”

亲人的劝告，杨登科一概不理，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，他往县里跑得更勤了。

时间一长，家里经济越来越捉襟见肘，夫妻两人经常为钱的事吵架。终于，在一次争吵过后，妻子一气之下，带着孩子离开了家，只留下在困境之中，苦苦挣扎的杨登科。

父亲去世，妻子离家，杨登科的生活瞬间失去了色彩。

但无论如何，他只想为自己偷换的人生找个说法。

在媒体的详细报道和杨登科的实名举报下，2018年8月，此案被立案侦查，吴起县纪委抽调一名户警协助调查，吴起县教育局也派出人员参与其中。

他们详细走访了当事人和相关人员，做了大量调查，形成了书面材料。

结果显示，黄登科确实冒用杨登科的学籍、户籍、录取通知书取得了中专毕业证，并在提干过程中隐瞒了学历造假行为。

为此，吴起县纪委以黄登科学历造假行为为由，开除黄登科党籍、公职处分。

公告一出，黄登科傻了眼，他说:“我也是受害者，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现在一切都付诸东流了。”

杨登科也不满意，他说:“黄登科是咎由自取，我的工作咋安排？”

为了讨回公道，2019年8月19日，杨登科把延安市农业学校、吴起县公安局、吴起县人事局等6家单位告上法庭。

他要求县里为其安排正式工作，黄登科返还初中档案和学籍、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，共计人民币183万余元。

他气愤填膺地说:“黄登科作为一个外地人，如果没有当地人给他出谋划策，他是不可能又转户口，又去学校顺利报道的。我要求一查到底。”

2020年2月25日，经过法院审理，驳回杨登科的上诉，判决如下：

经过证人出庭，杨登科父亲和黄登科父亲私下买卖录取通知书，双方均有错。

杨登科无权获得读取中专，为其恢复安置工作的待遇。

黄登科工作岗位是通过吴起县统一考试公平获得，与杨登科没有工作不构成因果关系。

接到法院判决结果，杨登科很迷茫，一再宣称:“我问过父亲，他没有出卖我的录取通知书，这纯粹是无中生有。”

但是他的言辞间始终透着无力，因为杨父已去世，没有证人作证，他也拿不出无可辩驳的证据。

而黄登科的父亲作为此案的关键人物，却这样说:

“当时杨登科父亲找到我，说娃不想去上中专，想转让通知书，因为两家是亲戚，自己硬塞给杨父1000元钱。

后来黄登科去上学了，杨登科的父亲又觉得钱给少了，后来找了杨登科的堂爷爷，村支书杨占权说和，又给了杨家2000元，相当于3000元买的录取通知书。”

中间人杨占权也回忆说:“对他们之前的交易不清楚，不过确实是黄父又掏了2000元钱了事。”
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真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至于事情的真相如何，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清楚内幕。

但遗憾的是，杨登科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黄父的说辞是瞎编乱造的，而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，一切死无对证。

更离奇的事还有很多。

因为这次杨登科的实名举报，黄登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随之烟消云散。

同样郁闷的还有杨登科，他说：杨占权曾经说和此事，给我20000元，让我别闹了，我没同意。但是没有说拿钱买录取通知书的事。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，为啥这样难。”

黄登科被撤职了，但他早已有车有房，并创办了家族产业，经营罐车、铲车、加油站等。

而杨登科年近四十，依然没有稳定工作，没有存款，没有房子，现在朋友公司帮忙，月工资3000元，只够糊口。

当记者问杨登科还要不要坚持上诉时，他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当初的义愤填膺，只是淡淡地回答：“我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好，之前搭进去太多钱了，找到新证据再说吧。”

纵观整个事件发展，两个少年的命运，在冒用学籍的那一刻，悄然无声地改变了一生。

一个拿着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上学，参加工作，入党成了国家干部，有房有车，事业有成。

一个凭学识考上大专，却失去了进事业单位的机会，成了籍籍无名的打工人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

他们的一生，因为一场官司，都输掉了所有。

黄登科为自己的欺世盗名付出了代价，杨登科的人生也被改写，究其原因，各种滋味，只有任人评说。

有人说，杨登科作为受害者，更应该把生活过好，虽然人生被改写，绕来绕去，但是这已经成了历史，相信正义会迟到，但总归会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