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程卡摘星：摘明“星”易，除暗“星”难

2022年6月29日，北京，市民展示摘星的行程码。

在第九版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》发布的第二天，另一个被广泛解读为放松管控的行政动向发布。6月29日下午，工信部宣布“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‘星号’标记”。

网民大多用“喜大普奔”来描述对这一消息的反应，很多人马上就采取了行动：据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，29日“摘星”消息公布半小时后，该平台国际机票瞬时搜索量翻倍，达到近两年以来国际机票搜索量最高峰。同时，平台机票搜索量在30分钟内上升60%，酒店搜索量翻番，火车票搜索量上涨最多达到1.5倍。

各地落实这一政策的速度也非常快。北京、上海等地行程卡当天很快就实现了“摘星”；南京由于刚在6月28日“赋星”，6月29日又按新规定“摘星”，其这一轮的“星星”仅仅存活了一天。

“摘星”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欢呼，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意味着过往以“标星”限制人出行自由的相关政策，也将一去不复返。

行程卡，本是为了满足复工复产对流动人员的行程查验需求，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，在通信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推出的查询过往14天曾到过城市的服务。在2021年1月8日20时30分前，行程卡会对所有出现疫情中高风险区域的城市标注为红色，而不管其市民是否去过该城市所属的中高风险区域。此后，行程卡改为在城市名称后备注包含中高风险区域。若其去过该城市，却没有去过该城市所属的中高风险区域，则行程卡仍为绿色，同时标星，大意为“没去过危险区域，但曾与危险为邻”。

这种既“赋”绿码又“带星”的做法，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政策，给了各个地方依据自身需要进行解读并制定地方性政策的空间，有的地方仅仅是“鼓励减少出行”，有的地方则不接待“带星”者，还有的地方对“带星”者进行劝返。河北保定则对来自北京、上海等地的“带星”者，实行7天集中隔离+7天居家隔离。

对“带星”者的态度，成了检验各个地方防疫政策宽严是否有度的标尺，也成为检验各地治理水平的一块试金石。有的地方想给经济发展留出更多缝隙，力图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之间维持平衡，追求精准，不滥杀无辜，则对“带星”者相对宽松；有的地方没有兼顾经济与防控的意识和能力，在防控上“一根筋”，“宁可错杀千人，不可使一人漏网”，就会对“带星”者穷追猛打。

当对一个东西的解读出现特别巨大的差异甚至南辕北辙时，这个东西存在与否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背后的力量过于强大，以至于不管形式上这个东西叫什么，都会被赋予既有的意义。

就是说，即便对这些人行程卡不“赋”星，各地依然会对这些人进行管理，管理上的差异依然会存在，这种差异依然会大到让人怀疑是否针对的是同一类人群。

这也是很多人对“摘星”仅表示谨慎乐观的理由。因为，既然它存在时被解读和执行得面目全非，被摘后不排除依然遭受同样的待遇，因为各地背后的理念和能力千差万别，但都有变为地方性政策的权力。

就在“摘星”当天，有人就发现，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“星星”的替代品：有的地方用不同颜色标示风险程度不同的人群，同时对其采取不同的限制政策。接下来不排除还会出现很多“星星”的替代品，“星星”形虽不在，但精神复活。

所以，摘明“星”易，除暗“星”难。如果仅仅从技术的角度讲，“摘星”并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，地方也很容易制造一个“星星”的替身。真正的暗“星”，是疫情防控中的“一刀切”，及其背后对病毒的无能为力又不思进取，以及不时呈现出的对公众权利的侵犯。越是治理水平低的地方，越容易以“牺牲”公众的权利为代价，而很多的“牺牲”本可以避免。

“摘星”真正的意义，在于其背后的理念与指导方针的变化，以及其在地方上能够真正被执行。从工信部的表述看，此次摘星的背景有两个，一是“为坚决落实党中央‘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’总策略和‘动态清零’总方针”，二是“支撑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方便广大用户出行”。前一个是常规操作，意为新措施不意味着“动态清零”政策被放弃，中国不会走群体免疫和“躺平”的路线；后一个是新的变量，“摘星”的效果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变量的解读，以及在此基础上能否形成相应的配套政策，并在地方上被坚决执行。

后一个变量出现的背景，是在两年半的疫情冲击下，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不断显现。在疫情的循环往复中，中国经济不排除出现一些特别需要警惕的局面，即在长时间缺血的情况下，经济发展的血脉陷入僵滞，活力不易激发，市场的悲观预期愈演愈烈，到时候想“激活”经济也会面临很大的变数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即这些变化，能否体现在对官员的考核中。之前，一些地方之所以在“星星”问题上“宁左勿右”，是因为地方主管官员会因为疫情防控不力丢了乌纱帽，却不会因对防控政策层层加码受到处分。